此文发表在2008年3月5日的《郑州日报》上

曾国藩“不好”谀

     1851 年1月11日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，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军队的围追堵截，突出重围，扯旗北上，称王封制，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。曾国藩对此非常着急，他不仅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，还于 1851 年 5 月冒着极大的风险，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》的奏折。他认为，新君登位，满朝谨小慎微，“唯阿之风”正在刮起，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，若是滋长了皇帝的“骄矜”，养成“恶直而好谀”的习性，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。（见马东玉：《曾国藩本传·六 为国藩篱》辽宁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

    其实，“恶直而好谀”与其说是养成的习性，不如说是天生的性情。

一次，曾国藩用完晚饭，与几位幕僚闲谈，评论当今英雄。他说：“彭玉麟、李鸿章都是大才，为我所不及。我可自许者，只是生平不好谀耳。”

　　一个幕僚说：“各有所长，彭公威猛，人不敢欺；李公精明，人不能欺。”

　　曾国藩问：“你们以为我怎么样？”

　　众人低首沉思，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，他插话道：“曾帅是仁德，人不忍欺。”

　　众人听了，一齐拍手。

　　曾国藩得意地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

　　后生告退，曾氏问：“此是何人？”

　　幕僚告诉他：“此人是扬州人，入过学（秀才），家贫，办事还谨慎。”

　　曾国藩说：“此人有大才，不可埋没。”

不久，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，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。（见《广州日报》 - 2008年1月11日 - B6:每日闲情版 《妙语得升迁》）

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“谀”，却挡不住无形中的谀的神奇的力量。

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，老曾不是不好谀，而是“不好”谀，即不容易谀。要谀曾国藩，不能谀得太俗，得巧妙得不露痕迹，即如扬州这位后生，咋着也得是硕士乃至博士、博士后的水平。

实在说，我这种性情中的俗人、凡人，不似曾大人那样思想境界高，是非常好谀的，可是，即便我满大街地吆喝，以谀求谀，恐怕也不会有谁来对牛弹琴吧？

人家老曾“不好”谀，谀者摩肩接踵；我好谀，可空无一人。人和人就是不一样。

谀有个特点：势利眼，专找大目标，且非常自信：没有不爱它的，尽管它很负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