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艾者，义阳棘阳（今河南新野南）人，三国名将。景元四年（263），率1000人从阴平道（今甘肃文县至四川平武），翻越700余里人迹罕至之险地，直逼成都，一举灭掉西蜀。

刘仁轨者，汴州尉氏（今属河南）人，唐高宗年间大将、宰相。龙朔三年（663）八月，在白江口（今属韩国）之战中，与日军遭遇，四战皆捷，焚其船四百艘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战胜日本侵略军的将领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海战大胜利的将军。

这两个不同朝代的人，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说呢？当然，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有军事天才，更主要是他们都有一段关于关于“春秋之义”的故事。

邓艾接受刘禅投降后，上书朝廷，大意是：蜀亡以后，东吴朝野震惊恐惧，统一之势已经出现。应该在蜀地留下一部分士卒，作灭吴准备。建议派人到东吴劝降的同时，善待刘禅，封为“扶风王”，给东吴作出姿态……这让大将军司马昭很不满意，他派监军卫瓘前往成都，传达他的指示说：“事当须报，不宜辄行。”可“一根筋”的邓艾很不以为然，又上书“反驳”：

“……春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国家，专之可也。今吴未宾，势与蜀连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机。兵法，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艾虽无古人之节，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。（《三国志•王毌丘诸葛邓钟传》）”

邓艾一心筹画灭吴之策，他的这些建议很具远见卓识。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，提出留兵蜀中，似有骄矜、伐功之嫌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司马昭的猜疑。

　 公元264年，在钟会的诬告陷害下，朝廷下诏逮捕邓艾，然后用囚车运送京都洛阳，中途被害。呜呼，邓艾冤哉！

刘仁轨也说过“春秋之义”这一类话。龙朔二年，唐高宗下诏书与刘仁轨说：唐军主力已从平壤撤回，熊津一城难以独守，可撤就新罗，共其屯守。若新罗王金法敏希望你们留下，你们可以驻扎新罗；如果他没有这个要求，就可以从海上回国。将士知道了高宗之意后，莫不欢呼雀跃，盼望尽快西归。仁轨对他们说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便国家、专之可也。况在沧海之外，密迩豺狼者哉！……

后来，刘仁轨受到嘉奖，升官晋爵：麟德元年秋拜为右相，上元二年（675）拜为左仆射，开耀元年（681）三月兼太子少傅。

二人引用同的是同一句话，为什么后果如此不同呢？

“春秋之义”，见于《公羊传》庄公十九年云：“聘礼：大夫受命不受辞。出境，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，则专之可也。”应该说，这句话并没有错，关键在于对谁说。

邓艾是对司马昭说，而司马昭是皇帝上边的皇帝。作为上级，关键时候强调的是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，即“事当须报，不宜辄行。”特别在他已经给你派去了监军，并且亮明了态度的情况下，这样说不但无济于事，而且会被怀疑成有二心。而刘仁轨的话是说给下级听的，是强调自己便宜行事的合法性，于理有据。所以，当后来取得了胜利时，皇帝自然高兴，哪里还会追究呢？

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，邓艾虽善于为战，却不善于自保。陈寿在《三国志·邓艾传》中作了客观的评论：“邓艾矫然强壮，立功立事，然暗于防患，咎败旋至”。这也是邓艾逊于刘仁轨之处。说到底，邓艾只能是军事家，尽管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军事家；而刘仁轨则是文武全才，既可称军事家，又可称政治家。

　　嗨，什么“邓艾逊于刘仁轨”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！是不是我的灵魂深处对“自保”这一点过于看重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真当自己到了关键时刻，恐怕就……邓艾，字“士则”，这个字起得太好了，还是让我把“士则”作为自己的“则”，诚心诚意地敬仰、效法、学习吧！